仙龙镇在永川区西南边最远的一隅,杨作星的家还要往深山更深处去,离了乡道近1小时车程。黄土路沿路都是狭长的庄稼田,高高低低,应着山势零星地开垦出来。 黄土路的两端都在施工,等到两个工队会合时,杨作星走了3年的上学老路就“消失”了,新的道路也将送她到新的地方:大学。 高考结束了,杨作星以564分取得重庆文理学院附中文科第一。她的班主任李德才赞叹,她是山村里“逆袭”飞出的凤凰,三年来只知道学习,名次从全区的2177名攀至顶峰,“单纯如同白纸一般的女孩”。 不过,这张白纸也曾调皮叛逆,是三代人的坚守洗掉了留守童年的篱笆和青春期的荷尔蒙。 13年,父与母的“消失” 土路往西南继续延伸,到大磨子村,分叉向左的羊肠小道钻进竹林,走一段上坡路刚穿过竹林,又见陡峭的丘陵和瘦长的田地,杨作星的家就在丘陵的坡上,是一栋两层的农村自建砖房。 这里地处偏僻,到最近的集市也要约30分钟。1999年,这儿还只有一层低矮的土屋,三间房,杨作星就在这出生,她的母亲罗江萍当时才18岁,“十五六岁就出去打工了,遇到了丈夫,17岁就结婚生了娃儿”,杨作星的外公说,杨作星出生后的次年,又有了她的弟弟杨富文。 此后,杨作星的父母几乎和家里“失联”了。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在杨作星的家中看到,屋子的二楼无人居住,外公外婆、杨作星和他的弟弟都睡在一间卧室,杨作星和爷爷奶奶睡床,弟弟睡旁边的小床;另一间卧室是留给杨作星妈妈杨母的,里面摆放的一张老式床还是外婆当年的嫁妆。 生了儿女后,杨母很少再睡这张床。2001年,杨母和丈夫往广东一带打工,最初二人的工资五六百,只够两人生活开销,一分也留不下。从那时起,杨氏姐弟就由外公外婆独立抚养,这一养就是13年。 女儿的经济情况一直拮据,女婿家更甚。杨作星的外婆说,女婿的家在四川西边的大山里,“比我们还要偏僻”,女婿还有一弟弟,一直没成家,三个年轻人都在外打工,但从未有结余寄回来,女婿的家,至今还是土屋。 说起土屋,老人有些激动,笑道:“我们修这个砖房也很侥幸,差点就没得了。” 由于生活艰辛,2000年左右,近50岁外公外婆还在当地的砖厂做了两年工,“厂里发不出工资,喊我们搬砖抵工资”,两名索性搬砖建起来了自家的房子,材料费免了,建房成本的几千块也是东拼西凑,房刚一建好,砖厂就倒了。 对杨作星的外公外婆来说,在女儿女婿外出打工的13年里,他们独立抚养起两姐弟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是都穷了,穷得没办法”。 18年,祖对孙的“谎言” 在杨作星的记忆里,逢年过节,父母就会带着“吃的东西,一包一包的零食”回家,过年的菜也是平时吃不到的,又有父母陪着,那是她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更多的时候,杨作星像一只候鸟,跟着外公外婆四处迁徙。 家里不到两亩地,两名老人的劳作无法负担家用,打理好庄稼后外公外婆还要打工,杨作星读小学的6年,便是在重庆主城和各区县、四川、湖南的路上不断转学。 杨作星告诉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当年外公外婆都忙工作,在各地水泥厂、砖厂间做杂工,她有很多的时间和附近的同龄人顽皮打闹,自己也是其中的“孩子王”,带着一群人开发游戏,到处嬉戏。 到了小升初时,杨作星回到大磨子村下的乡村老屋。“每每书读到一半,便会被迫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期末考试都很难参加”,她说有一次,自己在家自学了一个多月哭喊着参加期未试考,最后还得了进步奖。 上了初中,杨作星青春的叛逆期开始了。 “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反对,叫我下地我偏不干,处处和他们对着干。”杨作星低头轻叹那时的自己太不懂事了。小学到初中期间,杨作星身为“留守儿童”而不觉。初中,有一次大磨中学开专门会议,教育和号召捐助留守儿童,她在台下听得很感动,“但没觉得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啊”。 杨作星对金钱,对自己的上学费用也不甚了解,她只记得,亲戚有一次说起,她的父母会把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寄来,便真以为如此。外公外婆也从未对她提起钱的事。 两名老人对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说,从两姐弟出生起,一直到杨作星上高中,女儿女婿就像甩手掌柜,孩子的吃穿、学费、生活费等,都是他们老两口一分一厘挣的,但是在采访中,两名老人一说完抱怨的话,马上又平淡笑道:“毕竟就一个姑娘,我们不替她养,谁养呢?” 但这些抱怨的话,两位老人在杨作星姐弟面前,绝口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