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将迎来新觉醒时代

——对话成中英

　　成中英，1935年出生，国际知名华裔哲学家、新易学创始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哲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创会会长，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哲学讲座教授等。

　　成中英先生早年就教于方东美先生，后游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分析哲学大师W.O.蒯因，196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中英先生以其主编的八卷本《本体与诠释》开启对中西哲学根源及体系的探究，成为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他主要著作有：《知识与价值》、《儒家哲学论》、《易学本体论》、《易经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成中英文集》以及最新出版的《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等。

　　在今年9月举行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召开期间，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与国际知名华裔哲学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发起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成中英先生就儒家文化的过去、当下和未来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

　　“中国文化重视伦理、和谐，‘协和万邦’在今天这个时代很重要”

　　刘明清（以下简称刘）：请您谈谈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的背景。

　　成中英（以下简称成）：我很早就有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想法。1987年，我在美国写了一封信，转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之一谷牧副总理那里。1989年，我到北京参加纪念孔子诞生2540年的会议，那时，学者们达成了共识，决定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我认为这个学会一定要由中国发起。1989年10月，国务院特别请我回来，并让我推荐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儒学研究者也参与进来。我把起草好的章程从美国带到了北京。1994年，国际儒学联合会正式成立。我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我看着它成长，今年是20周年。

　　刘：今年习主席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在社会和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这样的会议，如此高调地纪念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您认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成：有很大的意义。代表最高领导人对儒家文化给予很高的重视，看到了文明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重视和谐，尚书云：“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万邦”很重要，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一方面需要发展自己，一方面需要与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建立和谐关系。从内部来说，中国人第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将自己的文化再发展、再创造；第二要与人为善，重视和其他国家的交往，建立和谐的环境，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平共处是世界发展的唯一道路。重视和谐，对国家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习主席的讲话，是对未来国家道路的深刻思考。世界的发展不只是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文化的。

　　“创造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是中国文明的最大特点”

　　刘：“五四”以来，中国大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儒家文化是不够重视的，甚至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下一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不能支持中国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如今我们强调儒家文化，发扬中华传统，是不是要远离西方文明？这些大家都有疑问。您研究儒家文化多年，您认为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能不能契合？

　　成：我认为儒家文化不但与世界文明的内在发展相契合，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人类文明在初期发展的时候各有所别，简单地说，在西方，希腊人重视外在环境的认识，重视知识；犹太人要找一个超越的上帝，强调超越精神；中国人在黄河流域、中原大地建立国家，感受到的是天、地、生命的创造力量，人是天地之间的一分子，人就要参与天地的创造，发挥人的才能，促进世界的美好，有这样一种生命哲学。这需要一种信仰、一种知识、一种生命的智慧、一种伦理，也需要一种内在的清醒。西方文化强调对外，假借上帝之名征服自然、征服世界，要扩张，这样形成一个所谓的普适价值。普适应该叫做普及，它不是原来就有的，是慢慢普及的。我们现在缺少的正是人的生命的自我发挥、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一种人文的社会、一种和谐的生命价值，这种内在的和谐正是大家所需要的。生命是完整的，不但要发挥个人的潜力，还要实现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创造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最大特点。中华文化应该认清自己的方向、认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认清自己的潜能，认清自己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不但与西方文明相互受益、相互补充，而且也体现了一种人类大同世界的理想。我觉得这是中国人要走的路，这是人类全面发展、社会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种很高的智慧。我们要刚健自强，我们还要厚德载物。

　　“我们要把儒家智慧与历史环境分开，儒学要回到其自身”

　　刘：西方文明有一种制度的基础，但儒家文化强调一种内在的觉醒，强调道德，追求一种做人的境界。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历朝历代，表面上讲的是儒家，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家，是一种阳儒阴法的治国体系。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能够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治国之道？

　　成：以前儒家是礼教，礼乐之教，能够维系社会。现在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人口更为众多，只是靠礼乐还不够，一定要靠法制、靠制度。西方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给我们提供了参考，但这个法制应该有两个基础，一是理性基础，一是德性基础。过去的法家，主要实现的是统治者个人的愿望，没有考虑到怎样与人心、社会的道德情操、社会的共同愿望结合在一起，这是法跟德之间的关系，法跟理之间的关系，法跟人之间的关系。阳儒阴法，这个法不是我们所说的法，真正的法是一种外在的、合理的，具有高度一致性的。一定要把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与我们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律也可以进化，人心是开放的，法要不断更新，这个社会才会更有活力。西方法跟道德、法跟人心中间没有一种联系。在儒家古籍里面，比如《尚书》、《诗经》，孔子讲的仁心、仁爱，是一种施恩于民、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是很重要的；只是后来的统治者忘记了，丧失了儒家精神。

　　刘：您谈的正好与我下面的问题有联系。鲁迅先生认为儒家提供了很多治民的方法，但是没有为民的方法。其实您已经回答这个问题了，孔子师生游说各国，指出苛政猛于虎，为民的方法还是有的。

　　成：对，苛政猛于虎，是让老百姓能够生活，然后让他们富有，让他们受到教育。这其实就是一种惠民、为民的政策。

　　刘：为什么“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像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以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多持否定态度，而且批判得非常激烈？

　　成：清代以来，中国受到很大的屈辱，不断沦落，在这种背景下，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总要找一个原因。传统的君主把儒家当做外衣，制定政策，其实他们没有真正实行儒道，造成所谓儒家就是吃人的礼教。这样一种时代的感受，加上对历史的强烈批判，他们把原始的哲学智慧掩盖了，没有体会了。我们要把儒家的智慧与历史的环境分开，鲁迅只是代表他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不能够作为最后的定论。时代已经改变了，儒学是可以再生的，儒学要回到他自己。

　　“再过50年，世界从中国受益的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文化”

　　刘：我们出版过汤一介先生的《瞩望新轴心时代》，他认为中国文化将在整个世界文化中发挥特别的作用，能够与西方文明相比肩。您的著作《新觉醒时代》马上要出版了，您经常游走世界各地，国际上也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随着经济的崛起，文化马上也要崛起了，也要为世界瞩目甚至成为世界的中心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一种大危机。前不久我看经济学家科尔奈的文章中讲到，危险正在向我们走近，很多转型国家目前正面临巨大的危机，这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持续走下去？中国文化是不是能够走到时代的中心舞台？我们现在从儒家文化里面汲取营养，能不能创造一个新的文明？未来的前景，您能为我们展望一下吗？

　　成：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文明是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部分。世界的发展需要各种文明综合发展，中国文明应该与西方文明以及各种其他文明相互合作。中国文明早期的视野是比较宽广的，中国人强调包容，强调一种开阔的融合。不像西方早期有些宗教，是排他的，是有自我优越感的。中国文明是谦虚的文明，愿意学习，强调自我才能的发挥和贡献，中国人不是排他的，强调兼容，这是全人类应该学习的。我们不能排他，要允许多样性，鼓励多样性，我们要不断去学习，在科学、经济、医术等各方面都要参与、学习、合作，然后竞争、分享、共享，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文明的发展之道。

　　我不相信所谓的普适价值。人类永远要向自然学习。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意义是普及性。西方今天所谓的普适价值，英文是universal，是已经定下来的。我认为不是已经定的，是由人类自己来定，我们要找到哪一个更适合我们自己，哪一个能真正的普及，这是一个考验的过程。所以，西方很多普适价值很好，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民主也有很多种形式，经济市场的运作同样有不同的形式，今天要循着实践经验去学习、去掌握，然后看哪一个概念、哪一个方式、哪一个规则更有普及性。所以中国文化强调和谐，强调互动，强调自我管理、相互合作，这些已经有它的普及性，西方从18世纪已经学习了中国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今天我们也应该向西方学习，补己之短，扬己之长，帮助西方认识他的短处，建立一个新的、融合性的普及价值，而不是普适的，规定好的。我们要用新的声音说明我们的价值，要辩论，这样是非自在人心，不能因为中间有些辛苦就放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文化会越来越发挥出其自身的价值。再过50年，世界从中国受益的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是在文化。我认为，会出现18世纪那样的，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启蒙。我们要坚持，要与时俱进。我们将进入新的“觉醒时代”，再造我们的文明，再造我们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