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敬畏
书是文化的载体。敬畏书籍是敬畏文化,糟蹋书籍是糟蹋文化。“文革”中焚毁书籍,是一种罪恶式的糟蹋。如今乱印垃圾书籍,以及戏说名著甚至戏说历史之类,是一种亵渎式的糟蹋。 “糟蹋书籍是造孽。”这是祖辈刻在我幼小心灵上的名言,它让我受用终生。听父亲说,土改岁月,爷爷出生在荒洲邈泽的农家,家里除了老皇历,再没有别的书籍。那一年,村南的刘家畈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堆在乡里的稻场上。很快,家具衣物等被贫农雇农分走了,几十本书摊在竹席上没人要。乡长开恩说:“伢儿每人拿两本。”线装书是对折的,翻过来订成本子,可以练毛笔字。爷爷拿回两本,要拆开,奶奶急忙制止:“用书做本子,罪过了。”邻家胡妈想拿去剪鞋样,奶奶更不让:“用书剪鞋样,踩在脚下,会遭天打五雷轰。”她把两本书锁进箱子,我家便有了真正的书。奶奶对父亲说:“打倒地主,还能打倒书?” “文革”中,父亲遭遇了一回敬畏书籍的风险。一次,父亲从一个破旧的书库里,给单位拉回了几麻袋旧书。这全由他一个人挑选,皆为当时看不到的经典。拉到单位库房,处长一看,说:“怎么尽是封资修?”父亲解释:“这叫找靶子。批判封资修,没有靶子怎么批?”这解释颇让处长满意。他说:“以后有人问,你就这么说。”并让父亲把窗户钉死,用大锁把门锁紧,没有他的指示,什么人都不借。他还是不放心,又严肃地指示父亲:“刻个‘供批判用’的图章,该盖的全盖上。”那几年,父亲尚未成家,有时无事,就反锁进库房,埋头读封资修。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争得了一些机遇。而今,这些书籍都重新出版了,不再是难求的奇书。但在那个年代,书籍的匮乏,比缺米票油票肉票还厉害。有人得到一部好书,便下大功夫,整本地抄下来,还要保密,手抄本也会成为罪证。往事已矣,恍若昨天,实为隔世。改革开放,让我们打开了封闭,得以走出书籍饥渴的那个年代。 然而,禁锢挣脱之后,书籍市场闹哄了,却又日渐杂乱。一方面,什么书都想出版,什么书都敢出版,不顾社会效益,不听群众呼声,只为博得眼球。另一方面,对文学名著、历史典故缺少应有的尊重,胡乱改编,随意戏说,秘事成了看点,调侃成了风尚。这两个方面,都掺杂着极强的功利性、随意性、庸俗性。还有这文集、那文选,用公费出版,用公款购买,今日发下去,明日废品站一大堆。这种状况叫人忧心。一个直接的恶果是,败坏了优良传统文化风尚,使得人们对书籍的敬畏之心,疲软了,淡化了。这又怨不得人们,垃圾书挤上书架,无用书到处乱发,口袋书误人子弟,能让人们对书籍敬畏得起来吗?败坏大众爱书读书的胃口,会成为民族的孽种,为子孙所不屑。 书籍承担不起作者的名利,承担不动书商的贪欲,承担不了社会的浮躁,承担不得阴暗中的蝇营狗苟。书籍只能承担文化,承担人类智慧,承担精神食粮。前者都是对书籍的糟蹋,后者则能激发读者对书籍的敬畏。 原作者: 张小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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