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 香
清晨,陪着从新疆赶来的儿时同窗,驱车走进印象中的雁栖“不夜谷”,吸吮着清新的空气,品味着泥土的芬芳,路边多彩的山庄、渔吧、果园令我和友人惊喜交集。蓦然看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汉,拉着一部铁皮围上香味诱人的手推车走在山道上,居然吸引了一大群红男绿女。“山里出的红瓤,一斤两块五,现烤现卖——包熟包甜哎……”黝黑的卖主显然摸准了面前这些客人的心理,热情地招呼着他们。我轻轻停住脚步,良久注视着眼前的一幕,那股扑鼻的香气一下子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回忆。 我在长江中游的平原长大。故乡水灾多,饥荒更多。春荒时节,家里早上最好吃的留秋粑是用红薯、高粱和黑麦磨粉做成的,晚上常喝的菜粥里也少不了红薯叶和藤。奶奶说,解放前祖辈攒下的两亩薄地,每年都要种上红薯,春天扦苗,施点肥,秋风渐起时,满满一牛车的红薯像座小山堆满了稻场,再用竹篾子编成的薯笼冲洗去泥,一个个放进堂屋的地窖,填满的是来年全家七八口人不受灾荒的心窝。大跃进的年代,伯父和父亲经常是一手拿着两个米糠薯叶和成的菜团子去读书。回家后,能填饱肚子的只有灶灰中透着余温的烤红薯。 母亲有时把我和弟弟带到生产队的劳动场地。春天,她和妇女们一起给生产队松地打垅、扦薯苗,种下一棵棵填饱肚皮的希望。父亲是生产队的劳力,经常饿着肚子挑粪。每次,他和茶安叔路过一片旱地,总要停下来歇口气。其实,他早已瞄准了那片红薯地。趁人不备的时候,用脚后跟悄悄踢开薯蔓,一排大脚趾也乘机从脚上草鞋钻出来,两个脚趾紧紧夹住一串薯秧,飞也似地扔进臭气熏天的粪桶。借着到池塘边洗手,把粪桶里的红薯捞出来用水洗罢,三下五去二地就进了我们的肚里。 我懂事的日子,家里光景似乎好起来不少,大约是因为那几年农村搞起了联产承包。家里虽然早上吃的多是粥,可是午间总有一顿比较正规的大米饭,尽管饭里总少不了红薯和油麦,但总比隔壁的长明大爷送来的几块苦味荞麦粑要好下咽。中学以后直到参军,从南到北,我就很少吃到红薯,馒头米饭成了主食,只是觉得肚里的油水太少太少。 周末的雁栖总是车水马龙。每当友人前来,我总喜欢领着他们走进山吧,走近那里,拾一捧落花生,刨一丛秋红薯,还有一汪溪流,一簇野花,曾经无人搭理的一顿农家饭,也能让城里人在官地村的农家院里欢呼雀跃。劳模山庄或长园渔场的菜单上,红薯泥和面、山野菜做馅的饺子和窝头大受欢迎,而川谷度假村的餐桌上,总被众口“扫荡”的主角首推红薯,常常留下愁眉不展的花卷与泄气的馒头为伴。 办公室的几个同事都是80后。她们五颜六色的的零食中,有时会看到从乡下带回的栗子、薯干,而从肯德基带回一包八块钱的大份炸薯条能让她们回味良久。想起将去天津看望正念小学的侄女,跑了好几家超市,发现土特产货架上摆着御食园公司推出的包装精致的营养小甘薯,又香又筋道,正好作为送她的见面礼。
张小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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