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这一时期，国家把试办高等函授教育和夜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提出“为了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应积极创办和发展高等学校的函授部、夜大学和大型厂矿附设的夜大学，工作方针是整顿现有的函授部和夜大学，适当的发展高等工科、师范、财经等科和重点试办高等农科函授教育及夜大学，积累经验，为今后大量发展业余高等教育创造条件”。这些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高等学校函授教育和夜大学已初具规模。1957年，全国举办函授教育的高等学校有58所，举办夜大学的有36所，包括工科、农科、林科、师范、文科、理科、财经、政法等类院校；有函授生35000人，夜大学生12000人。刘延东副总理在评价建国初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成就时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只有200多所大学、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函授教育，举办职工大学和业余大学，开展大规模扫盲，有效满足了现代化建设对专门人才和广大群众对提高科学文化素质的紧迫需求。”[13]

　　三、特征与反思

　　分析和反思建国初期我国成人教育发展面临的社会背景、基本政策主张和具体政策措施，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政策具有以下特征。

　　（一）在成人教育政策目标上，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建国初的新中国正处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是新的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重构时期。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成人教育特殊的功能与使命。一方面，成人教育作为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一个从旧教育制度向新教育制度的转化过程，成人教育政策在构建新的制度中发挥了引导性和推动性的作用，为后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制度体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成人教育政策又是构建新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条件和支撑。以工农教育为主体的成人教育是与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建国初的成人教育政策所具有的过渡性、阶段性特征，既与建国前我国成人教育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与后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个阶段的成人教育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基本上完成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

　　（二）在成人教育政策价值上，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

　　工具主义教育价值观强调教育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性功能，教育的价值通过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得以肯定或否定。建国初的成人教育政策价值具有鲜明的工具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成人教育的间接价值，即成人教育影响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的能力，政策的出发点是优先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二是国家集中管理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和扫盲教育，对每一项工作都有明确的规划目标乃至刚性的措施，如把成人教育纳入正规学制系统，对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和扫盲教育有指令性要求等；三是教育内容充分体现政治性和社会性，通过政治化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工农群众符合新国家建设的需要；受教育者对教育目标高度认同。从其成效来看，这种具有明确社会目的性的成人教育政策，对于完成特定时期的成人教育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工具性价值观与成人教育的本质功能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相去甚远。

　　（三）在成人教育政策对象上，具有鲜明的重点性特征

　　现代成人教育具有广泛的教育对象，任何社会成人群体或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教育的对象，但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成人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工农干部、厂矿职工和农民，因此也将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称为工农教育。新中国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农大众的思想意识和知识水平会直接关系到新政权的巩固，工人和公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迅速复苏，工农文化教育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真正群众性的文化建设高潮的实现。为了强化工农教育的重要性，国家将其纳入新的学制系统中，使得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与普通学校教育并行成制，并且构建了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沟通衔接的关系。这种政策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现在我国成人教育的改革仍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这一时期的工农教育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参加人数多，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政治、文化和技术业务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这种内容明确、重点突出的成人教育回应了当时国家战略重点的需要。据有关数据显示，1950年至1956年，我国各类各级成人教育毕业生共有283.9万人，参与扫盲教育、工农速成教育等工农群众更是数以亿计，这不仅创造了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早期辉煌，更为后来我国成人教育的赶超发展夯实了根基。[14]

　　（四）在成人教育政策制定上，具有鲜明的单向性特征

　　建国初期，成人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当时我国高度集权的公共管理体制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单向性特征，领导人和国家行政机关成为政策议题产生和政策制定的主体。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关于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意见和主张往往成为国家出台相应成人教育政策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职工管理部门则成为制定成人教育政策的重要主体，如教育部于1949年设立的社会教育司、识字运动委员会，1951年调整之后的工农业余教育司；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设立的干部文化教育局以及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全国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全国扫除文盲委员会等，承担了规划、组织和管理全国成人教育的职责。这种单向度的政策制定与组织体系，能够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整合教育资源，规范教育行为，保持政策的权威性和有序性，有利于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建立。但同时由于缺乏工农群众的参与和上下互动的机制，也容易使制定的政策脱离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特别是脱离成人这一特定群体的学习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教育质量和执行效果。

　　（五）在成人教育政策执行上，具有一定的动态性特征

　　建国初期，国家对成人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把握尚不充分，对如何发展成人教育还缺乏经验，不可避免地会在政策的制定或执行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回顾这一时期我国成人教育政策的变化，不难发现决策部门往往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或终止某项政策。比如工农速成中学政策在1950年至1955年经历了从确立到终止的全部过程；从1950年到1953年期间，职工教育政策经历了从有组织的学校教育到业余学习为主的转变过程，实现了从注重规模到建立规范性业余教育制度、注重质量的政策转变；农民教育政策从开展季节性的业余学习（冬学）转变到加强农民的常年业余学习上来。

中华教育网